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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韦泽都督竟然没有对姚浜做出什么批评，甚至没有提及姚浜的事情。三会从理论上讲，并不一定需要韦泽都督参加。在沈心当主席和总shu记的时候，已经有两次完全由国家主席和总shu记主导的三会案例，所以会议就继续进行下去。
姚浜自打撞了铁板后，整个人立刻循规蹈矩起来。能被一众中央委员认同的家伙自然不会糟糕到什么地步，整个中央的工作还运行的不错。毕竟民朝的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姚浜本就不用和韦泽那样殚精竭智，靠他自己想尽办法应对来自各方面的问题。
不想惹事情的人还是多数，那些对姚浜非常不满的人只是该告状的告状，韦泽都督听了所有不满的言论，却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评价。不管不满的同志如何不满，韦泽都督不吭声，他们又没勇气召开中央委员会要求罢免姚浜，三会就这么进行下去，等到三会结束，各路人马回去工作，此事就这么无声无息的被撂下。
三会刚结束，韦泽的夫人祁红意病倒了。她最初是常见的感冒，后来就发展为肺炎，而且一直不好。西医只能从细菌感染的角度来治疗，中医的看法祁红意对北方干燥的天气不适应，内燥太重。建议祁红意是不是回到温暖湿润的南京去。
祁红意自己也希望能够回到南京。她最钟爱的长子在遥远的北美，虽然身居高位，却不用指望这孩子在面前尽孝。她剩下的两个孩子都在南方。儿子韦离在南京人民医院当内科主治医生，结婚之后有了孩子。女儿韦雪在南京大学数学系教书，也已经结婚有了孩子。韦泽确定祁红意是真心想回南京，就亲自护送祁红意回南京。等韦泽回到北京，已经是春暖花开的四月，姚浜的事情风平浪静。
确定了局面变成这样，韦泽把五名现任常委和其他几名老同志召集起来。这是一个级别超高，保密度超高的会议。确定不会遭到偷听之后，韦泽开门见山的说道：“我们早就说过，要隔界选拔，对于下一届的人选，我希望同志们能够根据当下的经验提出标准来。”
沈心一愣，他一直以为韦泽这么息事宁人的做法是因为对姚浜很满意，没想到韦泽直奔下一届。一般来讲，主席是两届，如果只干一届，那就说明大家对主席有意见。至少是韦泽都督对主席有意见。
即便认为这个看法没错，沈心还是开口问道：“都督，您是否对姚浜同志不认同。”
“我对他认同不认同，至少还没到现在必须立刻召开中央委员会罢免他的地步吧？”韦泽靠在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小腹上，非常冷静的说道。
这话让沈心有些讶异，没等沈心继续问。韦泽就说道：“事情要分轻重缓急，战争时代出了点问题立刻就撤职的做法用在和平时期并不合适。”
这下沈心不吭声了，从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一年多，沈心也开始慢慢反思自己的经历。在他当主席的时候，就有同志们不止一次的说过和韦泽现在说的差不多的话，沈心那时候觉得干部们未免太娇气。现在沈心已经开始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做法的确有商讨的余地。
韦泽继续说道：“但是经验教训我们也得接受，我认为既然中央定下决议，党员们就要遵守。当然，我认为姚浜同志的看法和很多同志的看法也许一样，他们觉得要立下功劳才能证明自己。我觉得呢，这些同志大概没能跟上时代发展。在这个时代，更难的大概是完成工作吧。”
原本沈心还有些不爽，听了韦泽的话立刻就觉得韦泽指出了问题所在，他重重点点头正想说话，就听政法委书记大声说道：“就是这个道理。现在的年轻人们总是觉得想得到认同，需要干出大事才行。我们政法委反复教育，不是说办出几个大案就一切搞定。从此就可以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啦。工作是一辈子的事情，想每天都能完成工作，比死都难。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怕苦是第一要克服的。但是年轻同志们啊……唉！”
看得出政法委书记对这些事情已经如鲠在喉，此时终于得以抒发情绪，他郁闷中反倒有些一吐为快的感受。
“没错，躺在功劳簿上多爽。出一次力，以后就可以从每天的劳动里面解放出来。还能永远占领制高点，当个大大的好人，同时居高临下的评价别人。”常委里面也有刚50出头的，所以言谈中还有相当的锐气。
韦泽选出来的这帮同志不仅有锐气，个性冷静的也不少，“从这个角度来讲，道德考量呢？都督，您和党内的那些泛道德主义者斗争了可是很久的。”
“那不是泛道德，那是一群懒人。”韦泽的声音里面非常冷，熟悉韦泽他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真生气的时候特有的声调，“凡是搞扩大化的，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就试图把所有人都拖下水。道德有阶级性，特别是有时代性。不同的生产力下是不同的道德，民朝是个工业化国家，自然有工业化国家的道德。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姚浜同志倒是没有在这方面有所缺失。”
沈心听到这话，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了一丝苦笑。工业化社会的道德可不是针对党内才讲，韦泽都督在‘韦泽周末谈话’里面一直有讲。农业时代，每年真正忙农活的不过一百多天，限于农村的照明情况，最忙的时候每天也不过工作十一二个小时。农村也的确有每天都劳作不息的人，农闲时侯经常睡到晌午都不起来的人也为数不少。在粮食供应不足的时候，农村的群众甚至故意不起床以减少热量消耗。
工业国就不同，特别是城市，一周六天，天天都想睡懒觉的人很不少，但是能睡懒觉的人非常少。虽然工作效率值得商榷，不过大家基本每天从早上六点忙到晚上八点，连着十四个小时不干这就干那。
正如韦泽所说，道德有阶级性，更有时代性。工业时代的民朝与农业时代的民朝，本身的道德也是大不相同甚至是水火不容的。沈心很讨厌姚浜，但是姚浜本人也是每天起得早睡得晚，逢年过节要出去慰问视察。从这个角度来看，他遵守了这方面的道德。
就在沈心考虑这些的时候，就听韦泽说道：“大家就把自己认同的选拔标准写出来，我们可以在这方面讨论。总的来讲不要求全责备，不要力图选出个圣人。符合基本原理，符合时代特征就好。”
政法委书记现在笔记本上记录了点东西，然后开口问道：“如果是这样，那推荐的人选要不要写清楚针对性？”
“什么意思？”韦泽问。
政法委书记坦然答道：“我很看好一位年轻同志，真的是嫉恶如仇，原则性极强。虽然他不太可能当选主席，但是这样的同志若是不推荐一下，我总觉得是一种失职。”
韦泽看了一眼组织部长，普通推荐当然是要组织部做决定，否则的话选主席候选人就会变成另外的一种快速通道。不过此时韦泽却不想说太多，什么事情都是料敌从宽。最后韦泽只是点点头，没对此做出任何评价。
看着政法委书记一副了然于胸的爽快态度，沈心就很是佩服。这位书记若是自己强力推荐，那就要负政治责任。他推荐的人出了事情，书记也跑不掉。明知道面对这样的问题，书记还是如此率直，的确不一般。
这些事情都在大家很保密的情况下进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定出了一些选拔条件。这些条件又交给组织部长根据组织部积累的经验做相关的细化。到了这一步，韦泽就不敢完全相信不会走漏风声。不过这种选拔条件最后还是公布于众，甚至包括里面的原因都要如司法解释一样写清楚，他也就不在意了。
此时来自欧罗巴银行的消息让韦泽的注意力稍微转移了一下，德国在1895通过了20年造舰计划，从去年开始，德国船坞建造突然就发生了改变。欧罗巴银行发现所有正在建造的船坞还在完工，准备开工而尚未开工的船坞全部暂停执行。为此十好几家与欧罗巴银行有商业来往的公司出现了财务问题。
到了1903年7月，德国船坞修建迅速恢复，新建的船坞的大小比起以前大了许多。其中有至少五个船坞的是为了修建三万吨左右军舰而建造。另外，欧罗巴银行弄到了法国间谍网收集的一些照片，其中有几张是一艘五千吨级别德国军舰的照片。即便欧罗巴银行的分析员不是海军专家，这张照片里面军舰的‘民朝血统’也极为浓厚。
既然姚浜已经没有了未来，韦泽也不想过分追究，所以此时也没啥好拿出来商量。最后韦泽告诉外交部，让外交部和德国联络，希望能够参观德国的新式战舰。德国人到底造出了什么，民朝不妨大大方方的要求。如果德国人藏着掖着，正好可以断绝以后在这方面的合作。
外交部也明白这里面的含义。联合英国或者联合德国是个基本政策问题，韦泽都督在宣布终止铁血政策的同时，也放弃了主动挑动外国矛盾来牟利的想法。所以他的做法就是‘不好事，不掺乎事’。若是能在德国与民朝的军事合作上形成‘我不搭理你’的话，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外交部就这么干了，没想到德国这次意外的光棍，他们爽快的答应了民朝驻德国大使的请求，还就让民朝团队参观了新式军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