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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古代火器使用的鼎盛时期是明朝，但是若是论质量而言，则是清朝更为有优势。
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惯性所主导的影响。
但是在一些方面而言，也就是因为历史的一些“玩笑”，最终导致了本身有可能发展出另外一种近代火器进程的基础，最终湮灭在历史当中。
清代中期之后，由于国家承平日久，统治者越发不重视武备，火器的发展渐趋停顿，以致鸦片战争时，清军仍然使用旧制火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朝又开始大量制造火器，并积极从西方引进先进武器。
到洋务运动时，火器的制造和引进达到最高峰。这期间，清朝建立了大量近代枪炮制造厂，如安庆内军械所、湖北枪炮厂、天津机器制造局等等，清朝军队的装备基本完成近代化。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到的是，清代中后期的火器，要么在性能上被西方抛离很远的一段距离，要么则是在洋务运动前后，向西方引进相应的火器进行发展。
至此，中国古代的火器，逐步成为了历史的名词。
但是有一点，那就是哪怕是在明朝，中国古代火器的质量相对于西方而言，已经有了部分差距，但是这个差距并不算是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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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很自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把火药用于战争的国家。当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把火器带到西方时，给欧洲骑士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震撼，改变了欧洲人对战争的观念。最早使用火器的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技术，直到明朝初年中国的火器在世界上还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而到了明朝中期，中国的火器就不再是过去那样不可一世的地位了，到了明朝末年，中国的火器已经无法与西方抗衡；尽管明朝设计出火器的种类比欧洲人多得多，军队中装备的数量也相当多；但设计这么多火器没有几项是好用的，连军队中的士兵都不喜欢用，最后只好以仿造西方的弗朗机和红夷大炮两种为主的能用的火器。
而用于野战的弗朗机炮由于明朝制造工艺水平不行而使用量少，火铳也是又重又笨，射击精度很差，只有笨重的红夷大炮还堪使用；虽然明朝仿造的红夷大炮比欧洲人的笨重，射击精度也不高，但其装弹量大，架在城墙上一打就是一大片，并且也不需要经常搬运，用于守城还是比较适合的。这就是明朝长于守城而短于野战的主要原因；假如明朝的弗朗机数量多一些，火铳射击精度高一些，就不会在野战中输于满清了。
为什么过去火器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国，到了明朝竟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呢？这完全是文化制度造成。在明朝时期，西方文艺复兴，出现了近代科学，促进了各方面的技术发展；而中国在那个时候却将文化束缚在以八股文为主题的科举考试上，造成有文化的人不搞科学，搞技术的人没有文化，并且使用武器的军人也没有文化；而这些没有文化的工匠不可能创造出先进火器的。
原来大家都是用古代的方法来认识世界和发展生产、工艺和技术，中国人富有想象力和认真精神，有很多方面领先是正常的，当西方出现近代科学后，中国的这种文化体制所能产生的发展水平就无法与其相比了；一直到明朝末期，中国铁器的制造技术还不如唐朝时的水平，用来铸造大炮的铜器的制造技术与3000多年前的商朝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就以火器而言，明朝制造火器的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文化的工匠，即使有些认得字的，也是根本没有科学知识的人，要制造好的火器，他们首先面临以下不可克服的问题：
1、不懂化学。不知道火药发射和爆炸的化学反应原理，无法准确鉴定火药中硝和硫磺的含量，因此无法得知所用的火药装多少所得到的射程是多少；由于火药中的有效成分无法保证，同样多的火药，这一批火药装了打不远，下一批火药尽管数量一样多，却有可能会炸膛。
2、没有力学和运动学知识。根本没有物体抛物线运动的概念，不知道炮弹飞行的运动轨迹，无法形成准确的射击理论；偶尔出现几个“神炮手”，也是凭感觉而已，根本没有保证，大多数都是瞎放炮。
3、没有冶金理论知识，不懂铁中的含碳量和其他化学成分的作用，也不知道合理的冶炼工艺，到现在一些老铁匠还有用一个美女扔到炉中就可以炼出好钢、造成宝剑这种荒唐的传说；所以这种落后的传统习惯即使炼出一些好铁，但大批量生产中铁的强度无法保证，这次用这么厚的炮管可以，有可能另外一门这么厚的炮管就会炸膛；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很多野战用的炮都用铜造，而由于铜矿缺乏，所能生产的铜无法满足需求；由于害怕炸膛，明朝造的铁炮不断增加厚度，造成炮的重量很大，无法制造像弗朗机这样的轻型野战炮，使得明军的野战能力大减。
4、没有机械加工理论及设备。尽管明朝仿造了西方的红夷大炮，但其内孔是直接铸造出来的，没有对内孔的加工工艺及设备，所以炮弹与炮膛之间的配合很差，无法保证射击精度，射程也大打折扣。当时西方以制造钟表的加工工艺加工出来炮膛，没有文化的明朝工匠再聪明也无法达到他们的精度，无法造出赶上西方水准的大炮；所以在明朝后期郑成功2万多人无法攻下900荷兰人据守的城池，就是因为郑成功的火炮无法与荷兰人的大炮抗衡；最后只好采用围城的方法使其粮食断绝，荷兰人出来谈判退出台湾。
5、没有标准的炮弹生产工艺，造出的炮弹在尺寸、形状、重量和表面粗造度方面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对炮弹的发射角度和出口速度的概念根本没有，这对大炮的射程和威力影响相当大。
6、军队中没有对炮兵进行有效的理论培训，或者说，根本没有能够正确指导和培训炮兵的师傅；都是凭个人经验或者感觉来操作，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炮火。
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人还在遗憾，明朝没有重用某个什么火器专家；甚至自我陶醉的认为中国在古代就制造出了机关枪；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制造机关枪需要些什么工业基础和条件，以为凭某个人的聪明就可以造出来；没有相当的科技基础，如何“圣人”都不可能造出来的。在全民普遍没有科学知识的情况下，一两个“专家”能够起多大作用呢？不对孩子们从小进行科学的教育，不仅火器，其他需要技术含量的方面越来越落后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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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这种观点理论，先不说其是否正确或者是是否有所偏颇，但是有一点很明显的是，那就是明朝时期的火器，大部分很难称得上是有着相应基础而制作出来的精良产品。
至于为何说是大部分火器的质量都不怎么样？
那是因为因为在明朝后期，因为财政问题而导致火器的更新换代变缓甚至是停止，明军官兵的火器越发难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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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火器从其分类来看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用手持点放的火铳和鸟铳，其形体和口径都较小，一般筒内装填铅弹和铁弹等物，其射程仅数十步至二百步。
第二类是安装在架座上发射的口径和形体都很大的火炮，多数筒内装填石、铅、铁等物，俗称“实心弹“，少数则装填爆炸性的球丸，射程一般在数百步至二三里距离，主要用于守寨和攻城，也用于野战、水战和海战。
明代的海船制造已经相当的发达，海船上就装备了这些火器（明末年间，郑成功率水师海船收复台湾，曾用这些武器痛击荷兰殖民者）。
明代的爆炸性火器已经相当发达，具体有两大类：
一类就是地雷，品种繁多，有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等数十种；另一类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和混江龙等兵器。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两雷“的国家。
而作为常规的火器，明朝的常规火器主要有以下几种：
三眼铳：3管单兵手铳，由3支单铳绕柄平行箍合而成，成品字型，各有突起外缘，共用一个尾部，单铳口径15毫米，全长350450毫米，都有药室和火门，可连射。射后可当锤击敌。
三眼铳是中国古代一种短火器，使用铁或粗钢浇注而成。外形为三根竹节状单铳联装，每个铳管外侧都有个小孔。使用时在铳管内添加火药，最后装填钢球或者铸铁块、碎铁砂等，在小孔处添加火帽，使用时将火帽朝石头等发射台敲击，引爆装填火药将弹丸发射出去，三个铳管可轮番射击。在三眼铳的尾部留有柄座，安装有长度不等的木杆用以握持，保障射手安全。
三眼铳在明代常见，但是射程近，比不了弓弩；再次装填速度太慢。由于上述原因，三眼铳并没有多大的发展前景被遗忘。
后世认为三眼铳的使用方法如下：（马上）步兵的三眼枪每铳只著铅子一个，在八十步内平放发射；明朝骑兵的三眼枪由于马上发射命中率低，为了提高命中率，有时用的是散弹“每铳著铅子二、三个”，在三四十步内发射，但马上步兵一般都会下马结阵放三眼枪，如果来不及下马，就各按队伍条为长营轮番更打且战且行，有进无退。三眼枪若单独使用时是连发的；与鸟枪配合时，有时为了弥补鸟枪火力弱的缺点，是齐发三弹的，有时为了加大近距离的杀伤效果，每铳管用二三个铅子。
三眼枪可根据战场情况选择是否将三条引线并在一起，连发还是齐发。（很多人虽知道三眼枪可连发、齐发三弹，但却没想过三眼枪在什麽情况下连发、齐发三弹。）每队造十五人为三眼铳手，四人为大炮手。火炮故虏人所忌，然今习闻而巧避，每见放了，却才装药，虏便突来冲屣，故必十五人为三叠，便递入药，可以接放。又多用纸爆，先后混之。此引申前人之法，亦多方误敌之意也。（在明初，有些敌人在临战时伏在地上听声，等明军的铳响过之后，便跃起突阵。因此，明军开枪前后，会在附近连放三五个爆竹，真真假假，使敌人无所适从。）
三眼铳近身作战可参考‘夹刀棍、大棒’。第六。校刀棍正所以比敌马讨一寸便益之物也，俱用大棍。教师之法，一打一戳，余皆花法也。只专刺马腹、人喉、马眼、人面。听中军竖红高招，刀棍手俱集中军听候，亦照前备二项木棍。听擂鼓，骑马飞驰，向短根戳一下，即戳马眼、马腹也。次将长棍截一下，即戳贼喉、面也。先将锋炭染黑，或以灰刷白，中者为止。务要戳入重，拔出速，不然不得戳第二下也。第七。校大棒听中军立起蓝高招，各棒手俱集听候。每队备短枝一根，长一尺，长枝一根，长四尺。禀安讫。兵以六人为列，听擂鼓，飞跑向前，一齐打去。先打短一下，如打马脚同。又高打长棍一下，如打马头同。赏罚例与刀棍同。
而明朝虽然早就有了三眼铳，但是从相应的历史记载而言，三眼铳在明朝后期之前，也就是后金崛起之前，并不受到重视：
万历二十三年，“三眼枪”配发辽东。
《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三年三月庚子：“工部覆蓟辽总督孙矿、抚按李化龙、宋兴祖所请，戊字库旧贮盔甲、弓箭、撒袋及京库旧贮三眼枪快枪，合行量给，以济军兴，他边镇不得援以为例从之。”
然而，即使如此，辽军在万历二十年之后几年，“三眼枪”的使用也不普及，包括李如松征朝鲜时，出征辽军的火器使用就非常少。
《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四十六年五月庚寅：“锦衣卫镇抚周仁卿陈破虏在用火器：昔从提督李如松征倭，见辽兵归阵止携弓箭、短刀，未谙火器之用。请给敕谕浙江巡抚，容职往彼处挑选各营火器手精兵三千员名，各带鸟嘴铳、三眼枪等件，借府州县未解钱粮为安家盔甲等费。”辽东地区开始较大规模使用“三眼枪”当在万历末女真人崛起之后《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六年六月癸亥：“兵、工二部议：以库贮盔甲并铜铁大小佛郎机、大将军、虎蹲炮、三眼枪、鸟铳、火箭等项，委官挑选演试，解赴辽左。”
至天启朝，“三眼枪”的制造和使用规模才开始扩大。
《明熹宗宝训》记载：天启四年八月戊申：“谕督师辅臣孙承宗：佛朗机二十副，内提炮八十个、三眼铁铳五百杆。”
《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三月丁未：“圣谕：……简得军前灭虏应用神器等件钱粮：头号发三位，二号九位，九边神炮二百位，虎蹲神炮二百位，头号佛即机一百位，二号佛郎机一百位，铁涌珠炮一百杆，铁连珠炮一百杆，铁三眼铳一千杆，各随用什物全火药二万斤。”《明熹宗实录》天启七年二月乙巳大学士黄立极等题：“……二号佛郎机二十位，三眼铁铳五百杆，随用提炮什物全盔五百顶。”
至崇祯朝，“三眼枪”的制造和使用规模越来越大。
《崇祯长编》记载：崇祯二年二月戊戌：“大同巡抚张宗衡疏言：时道臣宋统殷造红彝大炮一门，外臣陆续督造精好三眼抢一千余杆。”《崇祯长编》崇祯二年十月：“大同巡抚张宗衡疏言：臣请鸟铳五千杆，又臣新造三眼枪五千杆。”最后三眼枪替代了快枪、神机枪等单管铳，成为主战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