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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帝国当其时与西方强国的英国，在装备上并没有太大的差距，这一次战败，主要是清帝国战术体系落后所导致的。
这一种观点似乎有着不少人的支持。
而在一个方面而言，这样的观点确实是有一些可取之处，但是很多时候，却相当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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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主要有着以下几个论调：
1：在鸦片战争中，中英双方武器杀伤效果的差距，远比武器性能悬殊得多。清军的失败，并不完全是技术上的失败。
鸦片战争时期，英军装备的标准轻武器是前装燧发滑膛枪。说实话，这不是先进武器。近代步枪武器技术的几个重要发明，比如起爆药、火帽、圆锥弹丸、击发枪机等那时刚刚发明出来，还来不及用在这种枪上。带有膛线、射程远、准确率高的线膛枪，就是俗称的来复枪，造价高，也没有成为当时欧洲士兵的制式武器。
前装燧发滑膛枪的最大射程不超过300码，可以对人体进行瞄准射击的距离为100码。1814年，英国陆军的汉格上校写下一段话：“想用一支平常的枪，射击200码外的人，你不如改为射击月亮，命中的几率是一样的。”
在战场上，士兵非常容易出错。常见的错误之一就是装填后，忘了将通条抽出枪管，一扣扳机，通条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自然无法再装填。另外，常见的错误是在忙乱之间，误将弹头而非火药塞入枪口，造成不发弹。士兵只能退出行列，站到后面，使出吃奶的力气，慢慢地把弹头挖出来。更麻烦的是，火枪是队列齐发的，那么多枪一起发射，许多士兵根本不知道自己开枪后弹头是否射出，有没有哑火，往往多次装弹，把枪管塞得满满的。
相对的是，同时期的清军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冷兵器，但也有一半的士兵使用火器，主要是鸟枪和抬枪，数量最多的是鸟枪，也属于滑膛枪，是用火绳发射，天气潮湿的时候，不大方便。
总体来说，鸟枪射程稍小于英军滑膛枪，抬枪射程要超过英军滑膛枪。鸟枪的射击速度，较之英军的燧发滑膛枪，可能不会相差很多，大约为每分钟2发。不过，清军鸟枪、抬枪的命中精确度，较英军燧发枪则低。主要原因在于，鸟枪、抬枪都是手工打造，工艺粗糙，枪膛精度不高。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英军燧发枪每分钟发射3发，命中率90％；清军鸟枪每分钟发射2发，命中率70％。假设两军士兵各10名，射击同样距离的若干目标，在一分钟内，英军士兵可以发射30发子弹，击中27个目标；清军士兵可以发射20发子弹，击中14个目标。燧发枪效能约为鸟枪的2倍。这样的差距，清军完全可以利用人数优势来弥补。
相比之下，双方火炮性能差距可能更大。清军火炮的主要问题是，侵彻力不够和命中精度不高。侵彻力不够，主要是因为中国火药不好；命中精度不高，主要是火炮机动性差造成的。同样口径的火炮，清军火炮要重得多，缺乏灵活转动的炮架。那些重达3至5吨的大口径火炮，要在英军猛烈的炮火下，一点一点地瞄准，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对英国军舰威胁最大的，恰恰是这些重炮。英军对清军火炮颇为畏惧，屡屡惊呼“猛烈”“厉害”。
2：后世认为为什么只有一半的清军使用火器？
原来，清军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看家本领弩弓，他们的弩弓在作战效能上，可能不比当时的火枪差。一般说来，古代弩弓的最大射程为300米，宋代的神臂弓最大射程达到五百余米，雍正皇帝更是自诩清军的弓箭为历代最强。弩弓的准确率很高，可以精确瞄准。一个训练有素的弩手，可以准确命中200码外一个人形大小的靶子。弩弓的射速大约是每分钟三四发，操作十分简便，很难想象有人会把箭装错。惟一的问题是，需要人手拉弦，发射次数太多，容易疲劳，速度减低。可是，火枪连续发射后，一样会因枪管发热，造成炸膛，或者出现子弹威力减弱的情况。弓的穿透力甚至比火枪子弹更强，神臂弓的箭可以穿透两层铁甲，而普通火枪子弹做不到。
不过，箭的破坏力不如枪弹，伤口比较容易处理。箭也有优点，可以涂毒药，或者加装炸药。所以说，这时的弩弓威力超过火枪，甚至在当时的英国军队中，常常有人提出恢复传统的长弓，拒绝使用糟糕的滑膛枪。刺刀改变战术清军枪炮跟英军相差不多，弓箭还要厉害一些，怎么输得那么惨呢？
首先说说英军装备的一样不太起眼的武器刺刀。
滑膛枪是一种射程近、射速低的武器，战斗中，白刃战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在刺刀发明前，滑膛枪兵必须有长矛兵保护。刺刀发明后，一个使用装有枪刺的滑膛枪的士兵，就是一个长矛兵，使用冷兵器的士兵不再是必需，导致战法和战术的进步。英军作战时，一般排成两列横队，队列中的士兵，不能做单兵机动，统一站立装弹，立姿或跪姿齐射。横队周围有由散兵组成的强有力屏障，与敌保持接触，骚扰、杀伤敌军，并分散敌方火力，使己方队列不致过分暴露在敌人火力下。清军作战也须排成队列，并组成各种不同阵式。
列阵时，通常是重火器在前，其次轻火器，再次冷兵器。临敌时，在远距离上，以火炮轰击；稍近，开放抬枪；再近，则以鸟枪击打。三击不中，继之以冷兵器肉搏拼杀。结果，清军打仗恨不得排出十几列队伍。这种阵型，作战效能很低。为了协调冷兵器和火器部队的步调，清军整个阵列只能以缓慢的速度移动，战术机动性相当差，很难运动到能最大限度发挥火力的有利位置。灵活的英军队形，往往能够成功地通过迂回等机动动作，对清军最薄弱处实施攻击。
3：英军有以逸待劳的优势。
当时，清军的总兵力大约80万人(包括八旗、绿营兵)，在鸦片战争中，先后投入战场的有十万人左右。英军最初派出大约海陆军七千多人，最高增至两万人。
在具体的战役中，这种兵力上的优势却未能显现。英方利用船坚炮利的优势，牢牢掌握制海权，也掌握着进攻的主动权。为了防御英军可能的入侵，清政府在从盛京（包括今辽宁全境和内蒙古赤峰、通辽等地区）到广东的七个省，几十个海口都得设防，分到每个重镇，驻守的部队就在4000人至1万人。
如此分兵，在每处都难以集合优势兵力，中英间的多次战役，中方投入的部队往往与英军相当，甚至处于劣势。交通不便、调兵速度的缓慢，加重了中方的困境。1841年10月10日，英军攻占宁波，道光皇帝调四川建昌、松潘两镇精兵2000名，前往浙江征剿，等到该部风尘仆仆，历经两千余公里赶至前线，英军已在宁波休整近半年，以逸待劳，清军怎么能不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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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清军当其时的军制问题已经表露出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腐朽的清王朝战败而告终，中国开始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近代中国百年屈辱的历史被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幕。然而，作为一个拥有八十万军队的庞大封建帝国，为什么会惨败于一支远渡重洋，劳师远征并且数量先后不过两万人的英国远征军呢？从军事角度来看，清军的战败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在战争的进程中，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对于交战的双方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战斗中双方兵力的强弱，是决定战斗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清政府总兵力约为八十万，即以当时发生战事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而言，四省原驻军加上增援的外省军队，共约二十五万八千人。英国方面，英国远征军从战争爆发到结束，先后投入作战的不过近两万人。然而，在每次战役中，清军投入的实际兵力都只是其总兵力的极少一部分，相反英军却在每次战役时都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它所能用于作战的最大兵力，从而使之在战役进行中不仅兵力不处劣势，反而占到上风。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状况，和清政府当时的军事体制不无关系。
清朝的军事体制，是在进一步完善原有的八旗制度和发展明朝的镇戌制而建立绿营兵制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首创满洲八旗，八旗是满洲社会特有的制度，以兵民结合，军政结合，耕战结合为特点。而绿营则是根据清初八旗兵力不足，和以汉治汉的需要，仿明朝边防镇戌制度，将明降军和新募汉兵改编而成的各省地方军。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八旗和绿营是国家的正规军队，八旗是中央军，平时以十余万驻守京师，称京营八旗，而以十余万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称驻防八旗。绿营是各省的地方正规军，全国共有六十万左右。当发生较大规模战争时，八旗，尤其是驻防八旗就作为全国范围内的战略机动部队投入战斗，绿营则作为地方主力部队使用。
然而，清军虽有八十万之众，但除了京营八旗比较集中外，其他的都是分散设防于全国各地。并且八旗绿营虽为国家军队，但除了出征作战的职能外，平日担负的各种勤务差役十分繁重。
京营八旗和巡捕五营共十余万人，但相当大部分用以执行宫廷，陵寝，衙门的日常勤务，巡捕五营及一部分京营则是巡防地面，看守各城门，堆拨，维持京师治安。这些部队难以抽调，鸦片战争中也没有动用。
各将军，都统，副都统统辖的驻防八旗相对集中，但一处也不过数千，并且也担负着日常官府勤务，还有守土之责。而且就八旗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再复国初的勇猛。由于八旗官兵享受特殊待遇，平日里安于享乐，战斗力下降严重。鸦片战争中，此类兵丁也调出不多。
各省督抚直接辖有督标，抚标，但人数不多，这些部队虽无明确守土之责，但所担负的各种官府勤务是非常繁重的。提督为一省军事首领，所辖提标虽较督标，抚标为多，但其中相当部分有守土之责。
清军的主要兵力是由镇而协而营，最后以营为基础分驻各地，除了在一些较大城市驻有两三营或更多一些外，各地通常只有一营或不足一营。他们专驻一地而专防一处，守土之责十分明确。第一次定海之战时，定海镇总兵竟以其部“专管巡防洋面，无守城之责”为理由，“不肯退保城池，以致县城失陷”。
分驻各地的清军，不是整营整营地驻处在一起，而是分成更小的单位散在城，汛，哨，卡。多则数百人，少则数人。最为分散者，有如湖南省某镇，“额设兵丁四千一百零七人，分布汛塘六十七处，驻守碉卡关门哨台七百六十有九”。
这些，都是清代军制的重要特点。清军布防驻守如此分散，担负勤务差役如此繁多，当然自有其原委，清朝长时期是没有警察的，警察事物由军队承担，看守仓狱，各处值班派差，解送钱粮罪犯，维持地方治安成了清军平日的主要任务。除此之外，就是“弹压地方”。镇压遍于全国的时起时落的人民反抗斗争。清军承担的这些任务，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造成的运兵困难，客观上要求他分散驻守。从另一方面来看，强兵悍卒始终是封建统治者的心头大患，分散布防更有利于维护其统治。
清代的军制明白地说明了清军利于分散“治民”，难以集中御外。封建统治者在制定军制时，着意于“防民防贼”，并未留有大批的机动部队随时应付大规模的对外征战。而它布防的分散和承担的任务决定了：
（一）清军不可能全数用于征战。
（二）清政府调不出一支完整的部队，酌量抽调是调集兵力的唯一办法。
在鸦片战争中，调派的援军遍及全国，除新疆，蒙古外，各地都派出了部队，从大的方面看，四省及天津，安徽等地所得援兵是从各省各将军都统属下数百上千地合成一军。从小的方面看，一地援军也是从各标各营.汛.卡.哨数百数十甚至数人拼凑而成，没有整个建制单位全部调出。这样抽调的结果，不单是数量上难以获得保证，各地汇聚而来的杂牌军，其战斗力也让人深感怀疑。封建国家的阶级利益决定它们的军队主要是用于“治民”而不在于“抵外”，落后的军制也使清军被束缚在各地，难以调动集中。但是英军不同，它总兵力上的劣势反而使它可以随时集中所有可以用于作战的兵力，从而在战场的局部反而占据兵力的优势，这样一来，清军在各个战场上的失败也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