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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对于中华文化的接受能力可以说是相当强的。因为自皇太极自下的数位清朝皇帝，都对中华文化进行选择性的扶持态度。
当然，这个选择性的扶持态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
因为除了出现《康熙字典》这一种在当其时算得上是汉字总纲的巨作之外，还有着对中华文化多样性进行阉割的“文字狱”的存在。
……
文字狱并非是清朝独创，更加不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特色”。
在某个意义上，文字狱在世界历史上都比比皆是，但是很多国家的文字狱本身并不是只是针对文化方面的迫害，而是带有更多方面的范畴的一种政治性质为主的迫害。
而在中国，文字狱最先可以考证的是秦帝国时期的焚书以及“妖言令”。
而有意思的是，在汉帝国时期，妖言令存在的时间甚至是比起秦帝国时期的时间更长。
这可以说是汉承秦制的一个特色表现了。
而只是针对于“文字狱”方面的处罚记载，则是汉宣帝时期的诛杀杨恽事件。
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其母亲是司马迁的女儿。
杨恽是当时著名的士大夫，他轻财好义，把上千万财物分给别人。从小在朝中就有很大的名气。为官之时也能大公无私，奉公守法，不徇私情。
据《汉书?杨恽传》载，杨恽母亲司马英去世后，其父杨敞为之娶一后母，后母无子，杨恽侍之如亲娘，孝敬有加。其后，后母去世，留下财产数百万，临终前，他的后母叮嘱由杨恽继承，但是后母去世后，杨恽没有将这笔财产据为己有，而是将后母留下的大笔财产分给她的几位亲戚。父亲杨敞去世后，杨恽还从父亲那里继承500万的财物，为官清廉，经济状况并不很好的杨恽却将其全部用来救济那些宗亲。
步入仕途的杨恽，目睹朝廷之中贪赃枉法成风。对此朝中大大小小的官吏视而不见，独有杨恽同他外祖父一样，出污泥而不染，铁骨铮铮，一身正气，敢于冒死在皇帝面前直谏，大胆进行揭发。他还告发与父亲杨敞有深交的朝廷元老重臣霍去病的儿子谋反之事。因此，杨恽和另外几个与他一同告发此事的人都获取了封侯的赏赐，还加官进爵。封平通侯。他出身名门，全家担任公卿、两千石以上的十人（乘朱轮）。任职时候廉洁、公正，整顿吏治，杜绝行贿。
（霍去病见于史书的儿子大概只有霍嬗，而过继于霍去病名下的则是有霍云霍山两人，但是这两人早于汉宣帝继位之后不久，就因为卷入霍家谋反而被诛杀。很有可能是霍家的一个旁支庶子过继于霍去病名下继续延续香火。）
因与太仆“戴长乐”失和，被戴长乐检举：“以主上为戏（拿皇帝开玩笑），语近悖逆”，汉宣帝就把杨恽下狱，后予释放，免为庶人。
其后，杨恽家居治产，以财****安定”郡太守孙会宗，是杨恽的老朋友，写信给杨恽，劝他应当闭门思过，不应宾客满堂，饮酒作乐，杨恽给孙会宗写了回信，这就是《报孙会宗书》。
此信中，有对皇帝的怨恨，有对孙会宗的挖苦，为自己狂放不羁的行为辩解。整封信写得锋芒毕露，与其外祖司马迁《报任安书》桀骜不驯的风格如出一辙。后逢日食，有人上书归咎于杨恽骄奢不悔过所致。他再次被捕入狱。
廷尉按验时，在他家中搜出《报孙会宗书》，汉宣帝看后大怒，判以大逆不道罪，就把杨恽腰斩。孙会宗也因此被罢官。
《报孙会宗书》的内容如下：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足下哀其愚，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过；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惟君子察焉。
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庭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遂遭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窃自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末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漂然皆有节概，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毋多谈。
汉宣帝并非是无缘无故要杀死杨恽，而是因为杨恽在《报孙会宗书》当中对于他的治理方式深怀不满，颇有怀才不遇味道的字眼深深刺激了汉宣帝。
而杨恽必须得死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有这么一句话也许让汉宣帝认为杨恽并不希望坐在皇位上的人是他：
“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这一句话看上没啥大不了，但是别忘记了汉宣帝在即位之前的情况相当戏剧性，作为汉武帝第一个曾孙子的汉宣帝，差点没有死在巫蛊之祸当中，甚至是在继位之前，连个爵位都没有的平头百姓一个……
嘛，汉宣帝看到这一句话，心里面说不定会想：“你这是想说朕本身是一个平民，只会做一些只顾着自身温饱的事情？对吧？对吧？对吧？？？”
也就是因为这样，杨恽死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因为文字狱而死的名臣……
……
曹魏末年，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权臣司马昭“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太武帝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称“国史之狱”。
国史之狱是在拓跋焘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崔浩曾亲见寺僧藏匿武器，崔浩笃通道教，主张废佛。北魏太武帝由此下令关闭长安沙门，焚烧寺院，捣毁佛像，史称三武之祸。寇谦之以杀僧过多，曾苦求崔浩，阻止灭佛行动。当时一境之内，无复沙门，朝野间怨声载道。
掌权后，企图按照汉族的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在神三年(431年)九月时，崔浩便“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表弟卢玄劝阻他说：“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加三思”。但崔浩不从，从而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
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儿给王慧龙，王氏是太原大族，世代遗传鼻，在江东被称为“王”。崔浩见王慧龙时，一看到他的鼻，就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他长得俊美。司徒长孙嵩听了大不高兴，就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有讪鄙国化之意”。
太武帝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一次曾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太子对崔浩说：“先征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征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派出去任职。当时，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知道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
但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是《国书》事件。
在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时，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太武帝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当时，皇帝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
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太子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
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
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公元450年7月5日)，太武帝诛杀崔浩。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撒尿)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北方士族在“国史之狱”遭到了沉重打击。
宋人刘等说：“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
他们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是颇有见地的，而崔浩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不久，太武帝北巡阴山，后悔诛杀崔浩。时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世，太武帝说：“李宣城可惜！”既而又说：“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
而在某个意义上，“国史之狱”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个株连甚广的文字狱记载。
至于国史之狱到底死了多少人？
恐怕并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说法。但是将四个在当其时算得上是中上规模的世家大族株连灭族，即使是灭其家主五族，恐怕死于屠刀之下的都不少于三四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