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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国虽然并没有在汉化方面有着很大的比例，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以及统治的安定程度，元帝国对于文字狱方面的行动，几乎没有相关的记载。
这一点有可能是元帝国的统治者不屑于做文字狱这种事情，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元帝国在统治中国期间的暴政记录相当多，并不算过于明显或者是有影响力的文字狱被史家认为不值一提。
不过不管出于哪方面而言，元帝国在对待读书人方面确实是比较优待，因为这一点可以从一个人的待遇就能够看到。
这个人就是被称之为宋末三杰之一的文天祥。
……
在文天祥被押送到大都的路上，八天没有吃饭，没有死，才又吃饭。到达大都，馆舍侍员殷勤、陈设奢豪，文天祥没有入睡，坐待天亮。于是移送兵马司，令士卒监守他。
当时忽必烈多次搜求有才能的南宋官员，王积翁说：“南宋人中没有谁比得上文天祥的。”于是派遣王积翁去传达圣旨，文天祥说：“国家亡了，我只能一死报国。倘若因为宽赦，能以道士回归故乡，他日以世俗之外的身份作为顾问，还可以。假如立即给以高官，不仅亡国的大夫不可以此求生存，而且把自己平生的全部抱负抛弃，那么任用我有什么用呢？”
王积翁想与宋官谢昌元等十人一起请释放文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同意，说：“文天祥放出后，又在江南号召抗元，置我十人于何地？”此事于是作罢。文天祥在燕京共三年，忽必烈知道文天祥始终不屈，同宰相议论放了他，遇上有人以文天祥起兵江南西路的事为借口，结果没有被释放。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福建有一僧人说土星冒犯帝坐星，怀疑有变乱。不久，中山有一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想救出文天祥。京城也有未署名的书信，说某日火烧蓑城苇，率领两侧翼的士兵作乱，丞相就没有忧虑了。当时大盗刚刚暗杀了元朝左丞相阿合马，于是命令撤除城苇，迁徙瀛国公及宋宗室到开平，元朝廷怀疑信上说的丞相就是文天祥。
元廷召见文天祥告谕说：“你有什么愿望？”文天祥回答说：“天祥深受宋朝的恩德，身为宰相，哪能侍奉二姓，愿赐我一死就满足了。”
然而忽必烈还不忍心，急忙挥手要他退去。有的说应该答应文天祥的要求，诏令可以。不一会儿又下诏加以阻止，文天祥已死了。文天祥临上刑场时特别从容不迫，对狱中吏卒说：“我的事完了。”向南跪拜后被处死。
几天以后，他的妻子欧阳氏收拾他的尸体，面部如活的一样，终年四十七岁。他的衣服中有赞文说：“孔子说成仁，孟子说取义，只有忠义至尽，仁也就做到了。读圣贤的书，所学习的是什么呢？自今以后，可算是问心无愧了。”
从这一点来看，忽必烈对于有能力的文臣是相当宽容的，而即使是敌对的人员，只要对方确实是有一定的才华，忽必烈自己也会尽可能的笼络对方。
但是除了文天祥之外，忽必烈对于南宋投降的文臣武将似乎有一种只论才华，不论品德的感觉。
在宋朝投降的诸多大臣当中，有着王积翁这样的能吏，也有着如同留梦炎这样的奸臣。
王积翁据说曾经想救出文天祥，但是被留梦炎所阻挡。
这一点先不说真伪，恐怕忽必烈宁可终生软禁文天祥，都不会打算让文天祥当一个平头百姓。
根据相应的记载：留梦炎为人奸诈，见风使舵。中状元后，历官宗正少卿，秘阁修撰，福建提举，吏部右侍郎，累官宣奉大夫，端明殿学士。德元年（1275），任同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并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总督诸路军马。虽受命于危难之时，但临事退缩，称病于家不出，直至太后亲临其家，才始出任左丞相。不久，即于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降元。
对此，文天祥作《为或人赋》诗云：
悠悠成败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终。金马胜游成旧雨，铜驼遗恨付西风。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
文天祥兵败被俘后，元世祖忽必烈十分敬重文天祥的才学与为人，待为上宾，多次派人劝降不成后，遂用酷刑，但文天祥仍坚贞不屈。一些降元宋臣请求元帝释放文天祥为道士，元帝亦有此心，留梦炎却阻止道：“天祥出，复为号召江南义士抗元，吾辈将置于何地？”从而坚定了元帝杀害文天祥的想法。
留梦炎后在元朝为礼部尚书，迁为翰林承旨，官至丞相。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留梦炎致仕，不久，病死家中。
留梦炎的品德固然是为人所不齿，但是不得不说一句，留梦炎在劝阻忽必烈的谏言不无道理。
只不过也许也是因为这样，留梦炎可以说“遗祸子孙”。
留梦炎在宋亡之后，命是保住了，官也保住了，可卖国奸臣留梦炎的臭名却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他家乡人曾说：“两浙有留梦炎，两浙之羞也。”
直至明代，凡留姓子孙参加科举考试，均需先声明非留梦炎后代，才有考试资格。
留梦炎以宋朝状元宰相的身份降元后，当了高官，成了一只带头羊，帮助元朝统治者招降了一批宋臣，对新建立的大元帝国算得上有“功”之臣。
可是，元朝官修《宋史》中却没有他的《传》，相反，却给文天祥立了《传》，赞扬他是宋进士中的“伟人”。可见，就是敌人，对那些背叛祖国的人也是看不起的。
而文天祥传当中的记载对于文天祥在忠义方面的描述评价很高：
天祥至潮阳，见弘范，左右命之拜，不拜，弘范遂以客礼见之，与俱入山，使为书招张世杰。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范笑而置之。山破，军中置酒大会，弘范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至京师。
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复食。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以守之。时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积翁言：“南人无如天祥者。”遂遣积翁谕旨，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终不屈也，与宰相议释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为言者，不果释。
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者。时盗新杀左丞相阿合马，命撤城苇，迁瀛国公及宋宗室开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从之。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临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乡拜而死。数日，其妻欧阳氏收其尸，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论曰：自古志士，欲信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尔。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师不期而会者八百国。伯夷、叔齐以两男子欲扣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贤之，则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佑亡矣，文天祥往来兵间，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无成，奉两孱王崎岖岭海，以图兴复，兵败身执。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壮其节，又惜其才，留之数年，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以上是《文天祥传》的下半段内容，最后的一句“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可以说是将文天祥的忠义称之为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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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方面的对比来看，元帝国自身对于文化人士相对较为重视的。所以他们对于文字狱这一点不注重也是情理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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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也多文字狱记载，但是相对于宋朝的记载而言，明朝时期的文字狱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很多记载都没有说杀死犯禁者，反而是更多地革去对方的官职：
翰林编修高启作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腰斩。
御史张尚礼作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下狱死。
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
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被明太祖视为不敬，斩。
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门”字少最后一勾，被视为阻碍纳贤，斩。
僧人一初作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罗网一日遍东西”“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被怀疑抨击明太祖刑法太苛，斩。
僧人来复作诗：“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殊”字被视为“歹朱”并骂太祖“无德”，斩。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则”与“贼”同，被视为骂太祖起兵当过贼，斩。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斩。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斩。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斩。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生”与“僧”同，被视为骂太祖当过和尚，斩。
澧州学正孟清作《贺冬表》中有“圣德作则”，斩。
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被视为“帝非”，斩。
祥符县教谕贾翥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斩。
台州训导林云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法坤”与“发髡”同，“藻饰”与“早失”同，斩。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道”与“盗”同，斩。
处州府学教授苏伯衡，作表笺误，下吏死。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太祖大怒，斩。
以上的这些记载大部分出自《明史》，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徐一夔根据后世考证，居然活到建文二年：
后世有一种说法，就是指朱元璋十分忌讳“光”、“秃”等字眼，就连“僧”也不喜欢，甚至连和“僧”读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样厌恶；他曾参加过红巾军，因此不喜欢别人说“贼”、“寇”，连和贼读音相近的“则”也厌恶。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贺表里，因为写到“光”字和“则”字，朱元璋认为是讽刺他当过和尚当过“贼”，于是杀了徐一夔。
但后世学者陈学霖研究称徐一夔在“被杀”的第二年，居然还给人写过墓志铭，事实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岁，死于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
在《大明御制皇陵碑》里，朱元璋本人也没有隐瞒自己出家和参加起义的旧事，倒是坦陈了这段在封建士大看来似乎很不堪的历史。
所以这种说法很明显不靠谱。
而根据《明史》部分内容的真实性而言，朱元璋对于文字狱的记录，可信度怎么着都得有不少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