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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多时候都喜欢说一句话，那就是以史为鉴，但是在很多方面而言，真心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这些人很多时候并不缺乏自诩明君圣帝的存在。
而在军事方面的制度而言，同样也有着这方面的“曲折轮回”。
……
在清朝时期，有一个人对于清朝能够入主中原，最终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有着相当的贡献。
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清初名王，爱新觉罗?多尔衮。
没有多尔衮，就一定不会出现一个能够迅速平定南明以及大顺，大西两个农民起义者所建立的割据政权，继而取代明朝，统治中国。
因为没有多尔衮，那么后世称之为清世祖福临，想要成为清朝皇帝的可能性非常低：
崇德八年农历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猝死于盛京后宫，他生前未立嗣子。此时，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
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
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皇太极称帝之初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
多尔衮便是另一个竞争者。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
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因此，郡王阿达礼、贝子硕劝多尔衮自立为皇帝。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睿亲王多尔衮等都一起来到崇政殿。最后矛盾集中在了以豪格为首的两黄旗和以多尔衮和多铎为首的两白旗上。双方相争，委决不下。
睿亲王多尔衮在两黄、两红和两蓝六旗不支持的情势下，多尔衮自立的条件还不成熟，阻力来自两黄旗原皇太极手下的亲信大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多尔衮最后议定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帝位。
于是，礼亲王代善等奉福临登位，各王贝勒大臣等，共同誓书，昭告天地，同时宣布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改元顺治。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
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
顺治元年四月，顺治帝在笃恭殿拜多尔衮为大将军，亲赐大将军敕印，令他统大军南下，入关与李自成和南明王朝开始了争夺天下的宏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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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军事以及政治方面，多尔衮为清朝的统一中国的战争，可以说立下了莫大功勋。
顺治帝临政时，关内正一片混乱。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声威日壮的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宣告覆灭。四月初四日，即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之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
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李自成此时方知事态的严重，于四月十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在此期间，吴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向他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军支援，则“将裂土以酬”。还不是投降的意思。
多尔衮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非常谨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议，一方面派人回盛京调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范。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请清军尽快入关，因为二十一日清军还距关十里，而关内炮声隆隆，喊杀阵阵，农民军已经开始攻城了。
四月二十二日，李吴双方在山海关大战。多尔衮非常了解吴三桂的窘境，因此长时间地作壁上观，在李自成即将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几次派人又亲自杀出重围向他求救的情况下，估计双方实力已大损，这才发兵进入山海关。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又使吴军首先上阵，在双方精疲力竭之际再令八旗军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发生的这次著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充分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他不得不充当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了登基大典，四月三十日，李自成以郊外祭天为名撤出了北京。五月初二，清军进入北京城。
清军占领北京之后，多尔衮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
顺治元年六月，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商议决定，迁都北京。清廷迁都北京既是出于统一中原、雄霸九州的目光，也是基于退可出关外的战略考虑。清廷以多尔衮为首者认为要“以图进取”，必须迁都北京，只有占据这个关口才能进而统一全国，“以建万年不拔之业”。八月二十日，清朝开始迁都。九月，顺治帝从盛京到达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赐穿貂蟒朝衣。命礼部为多尔衮建碑纪绩，加赐多尔衮册宝、上饰十三颗东珠的黑狐冠一顶、黑狐裘一袭，金银、马驼等。十月初十，顺治帝在皇极门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开始了以北京为都城的长达260多年的统治。十月，当顺治帝于太和门重行即位大典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的同时，即令为多尔衮建碑纪功，“永垂功名于万世”。从此，在待遇上，多尔衮开始凌驾于诸王之上。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1644）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
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
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
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取得清灭大顺潼关之战的胜利，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
至顺治二年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此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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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是由于多尔衮的一些政策，最终导致了相对而言骁勇善战的八旗军，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迅速沦落成“八旗子弟”。
而其中在某个意义上与明朝卫所制度相对有着共同之处的，则是著名的多尔衮“圈地”。
八旗圈地，一般是指顺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颁布圈地令，多尔衮三次下令圈地。
清初多尔衮率清军入关，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附近，为安置满族诸王、勋臣，解决八旗官兵生计，顺治元年十二月在京畿地区大量圈占土地，史称圈地令。
顺治二年九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顺治四年正月第三次圈地，圈入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
三次共圈占土地约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七晌零九亩（十六万余顷，一晌约六亩），“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
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八旗圈地称旗地，不准私自买卖，“八旗官兵所受之田，毋许越旗卖价及私售于民，”违者按律治罪。多尔衮凭借摄政的便利，冀东肥沃之地多流入正白旗之手。
圈地后，很多农民田地被占，流离失所，部份地主或农民投充到八旗庄园，或流亡他乡，造成大量流民、乞丐的出现。
顺治四年，大规模的圈地已停止，但零星的圈地、换地仍时有所闻。清初战事频繁，所受地亩并未能悉心耕种，“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旷废。”康熙五年，鳌拜以镶黄旗地少贫瘠为由，提出要与正白旗换地。康熙八年五月智捕鳌拜，再宣布停止圈地，准许壮丁“出旗为民”。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下令“嗣后永不许圈”，圈地正式告终。
清代进入中期，八旗子弟多困苦，开始私自典卖旗地。售地之举，雍正初年已有耳闻，至光绪三十一年载：“无粮黑地，各处尤多。即以直隶近畿八十余州县而论，八旗王公官员兵丁各项旗地，原额十五万余顷，除已归八项旗租三万九千余顷、又王公庄田一万余顷、未尽迷失外，此外现在旗人手内交租者，大抵十无二三。其年久月深，辗转典卖，变为无粮黑地者，约在七八万顷上下。”大量的圈地又回到地主和自耕农手上，江太新认为：“旗地私有化，为自耕农队伍稳定输送了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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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很多时候，中国历史的格局不过是一次次的“轮回”，圈地运动在很大一方面是继续沿用“寓军于民”这个观点，但是只不过是旗人的数量较少，一开始就没有出现太大的恶果。
而在雍正初期甚至是康熙后期，因为旗人数量的急剧增加，而清政府已经明令禁止旗民进行圈地，最终再次上演了一幕“府兵制度”再次被“募兵制度”所取代的轮回结果……
从这一点而言，到底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不过是一个笑话，亦或者是守旧的政策一旦没有在合适的时候进行合适的改变，最终只会被淘汰，张嘉师自己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他能够做的就是避免自己以及秦帝国，再次成为后世人的一个负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