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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帝国的制度当中，有一些制度是其在横扫六国之后才正式确立起来的。
这些制度可以说是一种革新。
但是有一种想法认为，由于秦王朝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新时代的全套的思想体系，所以它的民众就没什么可学的，等汉朝建立了“新儒家”，人们就有东西学了。秦朝的那种农战思想，已经早就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了，但秦还是僵化地使用过时的政策。已致于对民间的思想控制只是用武力和刑罚来控制，时间长了当然会引起全体民士的反抗。
灭亡六国后，六国旧地归属于秦以后，按照秦国的官制，新来的县令以及县的主要官僚，由秦国政府直接任命，不用当地人，属下的官吏，则在当地人中推举考选任命。秦国郡县小吏的选任，有多种途径，可以由军队的军吏转任，可以由地方依据一定的财产和行为标准推荐，也可以通过考试选拔。通过推荐和考试来选拔小吏，为当地人参与当地政权打开了门户，也为一般的编户齐民进入政权开通了机会。
事实上，秦王朝也是因为没有在其力量薄弱的边远地区分封诸子以为诸侯王，直接对当地进行管理，遂让六国贵族后裔在那些地方有了充分发挥的余地。
若干年后，秦末最先起来造反的，就是楚、齐这些遥远难控地区，最终导致了秦帝国的崩溃。历史进展是需要一个渐进型的过渡的，对于东方的齐和南方的楚来说，分封制是有两千年历史的为人们长期习惯的政治结构，突然一朝全部改掉，
人民心理上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实际上非常不肯纳入郡县制体系，秦始皇出游也主要是为了去那里弹压。
对边远地区的控制不够，致使六国的势力发展起来。秦始皇对皇权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军功得官职的人始终控制不力。
……
在这一个前提下，不得不说一点，那就是秦帝国沿袭商鞅变法的土地制度，同样也在这方面事实上难以完全在秦帝国新占区域完全实行。
所谓变法，就是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后世的政治、经济改革，也都选择了同样的字眼作为改革的专有政治术语。
当时的秦国，在综合国力上已经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齐、楚、燕、赵、魏、韩六国。
而即使是总体而言作为七雄最弱的韩国，在申不害变法之后，韩国也算是在当时强盛一时，即使是魏国也不会轻易进攻韩国。
申不害主张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并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术”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
与此同时，申不害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
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
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
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
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而有一点很关键的是，在公元前342年开始的魏国攻韩战争之中，若非有着申不害变法的底蕴存在，恐怕连战惨败的韩国，早已被魏国所灭，之后也没有马陵之战什么事情了。
……
秦国选择改革的时间比关东六国晚很多，用冠冕堂皇的说法，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制度为生产力让路。
但是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式，逼得秦国不得不改弦易辙。自战国时代始，各国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那个时代并无和平发展的原则，强国对弱国的做法只有一个，武力吞并。应该说，秦孝公算是个智者，他感觉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的危机，因此才选择了谋求变革的道路。商鞅的出现，是迎合了秦孝公的需要。
商鞅向秦孝公提出的政治观点非常鲜明，而且极端：农战。这两个字就概括了未来秦国的基本国策，也成了商鞅执政的政治诺言。
商鞅所提倡的“农战”政治路线其实很好理解，就是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一个战争机器，民众要做的只有耕种和战争。或者说，耕种也是为了战争这个核心目的所服务的。这点从他载入史册中的言论就可以清楚，他策动战争的潜在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商鞅的制度改革，直接作用于经济的政策，在《史记》中记录的并不多，最为重要的部分只有两句话：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前一句，即对土地的政策上，学界是有所争议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商鞅将土地私有化，另一种观点是商鞅不仅没有将土地私有化，而是加强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管理。
而在商鞅变法的同一时期，关东六国已经完成了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改革。
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可知，商鞅变法前，秦国积弱已久，而变法后几年，秦国竟然一跃跻身至强国之列。联系到变法前土地类私有制而导致经济发展不振，若说将土地私有化催生了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显然是逻辑不通的。
况且除了《汉书》中记载的董仲舒言论外，再无别的资料可以证明，当时秦国采用的土地政策是私有制。
《云梦秦简》和《青川秦牍》中的记录可以佐证，商鞅变法时，秦国的土地政策是实实在在的国有制。因为在其中记录了当时种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却单单缺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对于土地私有制来说，这显然不够合理。而授田，也只能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才能完成。
（ps:《青川木牍》的内容大致如下：
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己酉，王命令丞相甘茂和内史，百姓邪僻不守法，现对《为田律》加以改订：农田宽一步，长八步，就要造畛。每亩两条畛，一条陌道；一百亩为一顷，一条阡道，道宽三步。封高四尺，大小与高度相当；埒高一尺，基部厚二尺。在秋季八月，修筑封埒，划定田界，并除去阡陌上生长的草；九月，大规模修治道路和难行的地方；十月，造桥，修筑池塘水堤，使渡口和桥梁畅通，消除杂草。不在规定修治道路的时节，如道路破坏不能通行，也应立即修治。
（秦武王）二年十一月初一，王命左丞相甘茂、内史，取譬（秦律），更修为（蜀地）田律。律令如下：畛道的标准，定为长八步，宽一步，一亩有两条畛道和一条陌道。百亩合一顷，一条阡道，道宽三步。封，高四尺，为最高者。埒，高一尺，下厚二尺。于三年秋八月始行，修封、埒，端正疆畔等界域，并刈杀阡陌上的荒草。九月，修路及水道；十月，造桥，修陂堰筑堤坝，以利疏通河道。纵使没修道路时杂草较少，然路有毁坏坎坷不平而不可行，遂相机而修道。）
将国有土地强化管理，统一调控，平均分配，才是商鞅变法真正的土地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甘龙、杜挚等贵族极力反对变法的根本原因。商鞅的政策，等于剥夺了贵族们占有国有土地的特权，直接破坏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至于说什么法古无错，只不过是贵族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披上道德的外衣而已。若商鞅变法是要把国有土地私有化，怕是这些贵族们要纷纷高举双手拥护了。
历史没有假设，于是孝公归天后，商鞅被车裂了。
秦国时候男人都变到政府户口本里，几个男人出几个劳役兵役，杀人越多得到奴隶和爵位农庄封赏越多。女人生越多孩子越受褒奖，此外还需从事劳役。
基于土地国有化制度强化的思路，商鞅变法中其它的部分就很好理解了。如授地后，设定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更动；如每个农户所获得土地数量及向国家缴纳的赋税都相等；如改百步周（小）亩为二百四十步秦（大）亩；如努力耕种者可以免除徭役（劳役和兵役）等。这一系列措施，着实解决了秦国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而且改善了因经济落后而导致综合国力落后的窘境。
单看这些，似乎商鞅成了劳苦大众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这并不是变法的全部，因此商鞅也不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
商鞅的政策还有一部分是吸引外来人口落户秦国的，如从外国迁来的居民，会享受到国民的待遇，同样得到授田。商鞅也鼓励小家庭，政策里明确指出，一个家庭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财别居，自立门户，各自耕种生产，否则要加倍征税。
这一政策，核心的目的是增加秦国的人口，提高秦国的劳动生产力质量。增加人口是这政策目的的重中之重，因为人是战争的主体，是有生力量。没有足够的人口，也就无从谈起发动战争。
至于编撰严密的户籍制度，设置严格而残酷的连坐法，则更称不上为民谋利，而是为了用合法暴力来为改造社会结构护航。进行社会结构的改造，是项系统的工程，单是经济的改良并不能维系社会结构的稳定，总会因一些细节上的缺憾，导致改良部分或全部失效。依照一定规则的暴力，无疑是保护改良措施最为有效的办法，也是降低机会成本的办法。
说到底，户籍制度和连坐法得以施行，是因为有足够的经济利益基础做交换，即服从就可以获得利益，反对不但无利益可言，反会遭到暴力的惩罚。倘若服从也无利益获得，是死路一条，那么这两个暴力制度最终是要破产的。
户籍制度的妙用除去对人的组织管理和地域控制外，还可以把人分类，区别对待。首先，就要把从事商业的人员打入另册，用课高税加限制物价的办法，逼迫他们放弃商业转为耕种。如果转为农业户，不去努力劳作，导致经济拮据的，就要转成奴隶籍，成为官府奴隶，强制劳动。
这近似于当代的劳动改造。对于商业户口的人，不单严格限制数量，还要加大摊派徭役的力度。
在待遇差距如此明显的条件下，基础本就薄弱的商业轻而易举地就被扼杀了。
户籍制度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严格限制居民的迁徙，辅助的是禁止经营餐饮旅游服务业，这使得普通民众无法在旅途中落脚，变相地限制了民众的活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