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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意义上，华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狂生，这一点从他的“治安药石”的相关内容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在执政一地之后，张嘉师在观看青玉灵书当中关于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就不得不吐糟一句：“正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一个小小的官员居然对治国大计评头论足，甚至是让你的想法在没有经过详细考虑或者是辅助实践的情况下就影响到最高层，这一点就说明一个事情，诸葛亮可是没几个，但是将自己当成诸葛亮都得看看有没有这么一个能耐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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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岳闻兵法起于黄帝、风后、玄女，授受于鬼谷子、黄石公、少室山人。而富国强兵之事，尤详于《阴符》一经。故将忌三世，出于道书。至于纵横辟阖，亦莫不本于其说。夫黄老氏，好生也，兵武何祖焉？盖兵本于不杀，武在于止戈。《司马法》论杀人所以安人，以战所以止战。是宜道家者流，更相授受无靳也。
恭维皇帝陛下视民如伤，偃兵不用。即位以来，百轨顺度，安强之效，超迈前古。粤自奸臣擅朝，专务结托，将不知兵，兵不知战，开衅三边，流毒四海。虽公道开明，元恶翦除，而军国之事，尚廑圣虑。臣愚欲望陛下详黄老氏好生恶杀之意，明《司马法》安人止战之方。兵不得轻举，谋不得妄发。迨夫人材既出，机会可投，则越王夫差之举、光武昆阳之事，有不足为。而前日之败，乃他日大功业之所由成就也。
臣岳郊野散材，本非书生，承平日久，莫究所长，例游场屋，滥叨教养。偶自开禧乙丑上书，言韩胄兴兵误国，致被诬摭妄乱敷奏，编置建安，迨至三载。虽君门万里，而畎亩不忘之念，日切于怀。待罪以来，无所用心，谨摭当世利害，编次成集，以备采择。其有机密幽深不敢闻泄者，姑俟他日。今所既者：军国之大计一，边防之要务三，破敌之长技一，将帅之小数八，器用之小节十有三，采探之法五，戒饬将帅之道四，守边待敌之策二，足兵便民之策四。总四十有一篇，分四卷，名曰《治安药石》。即所谓治安不可无兵，犹膏粱不可无药石之义也。
伏望圣慈特赐睿旨批降，付三省、枢密院、执政、台谏、侍从考览，如臣所言不谬，乞札付诸道将帅参酌行用。不特使弃逐之驱得著涓埃，上报君父十年教养之恩，亦使山林江湖英雄豪杰之士，知所风晓引领辈出，上副任使。干冒天威，罪当万死。
军国大计和议：
臣闻夷狄之为中国患，其来久矣。蛮夷猾夏见于《书》，猃狁匪茹见于《诗》，鬼方见于《易》，赤狄、白狄、山戎、陆浑、雒戎、戎蛮子见于《春秋》。自后世观之，四夷不庭，征之可也。考之当时舞干之化、薄伐之举、三年之克、五利之议，未尝逞威兵革，以从事于杀戮。而古人于此方且反躬自咎，谦恭退抑，听其自附而信其自去。何邪？盖圣贤论中兴之本，不先于外攘，而先于内修政事。夫子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兵武之事绝口不及。如其论至夷狄，乃喻以虎狼之暴，抗以戈戟，则必致于伤人。蚊虻之螫未伤筋骨，决意于一殴者，必被其虿。伯业之盛，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莫晋若也。晋之为晋，宜若曲尽夫制外之术矣。而魏绛之答晋侯，顾以和戎狄为中国之福，未尝举征讨之事。严尤、刘贶论周汉之得策，他不暇恤，独以兵连祸结为戒。其间惟善于交通者，皆躐等而取之。
此不特后世之君臣其说尔也。昔者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犬马、珠玉，俱不得免。而后知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当是之时，从之者如归市，似可以决去就矣。大王乃谓：“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始甘心于岐山之易。故仁人之称，见于当时；培植之意，有及于八百年垂世之远。君子不以大王之避狄为畏怯不武，而取其能屈己爱民，以为周家立国之本。越王勾践困辱于会稽之栖，卧薪尝胆十有八年，未尝汲汲于兵，以求快意。迨夫黄池之会有衅可乘，于是一举而败吴，再举而亡之。君子不以其屈意于先者为可耻，而嘉其成功于憔悴无聊之后者为善虑敌。汉高帝诛秦蹙项，力非不足也。而匈奴之事，力主和亲，以为五世之利。文帝海内富庶，兵非不强也。而遣使外夷，结辙于道，一于和议是主。武帝不从韩安国之说，穷兵黩武，海内虚耗，后世至与秦皇同日而非诋之。非治外太严，他日反有以自弊欤？马燧之为将，诚智矣。而其论息师之便，则以盟戎百年无虏患为利。陆贽之论谏，后世未易拟议也。而其论夷狄一节，亦谓和戎虽非善经，亦时事有不得已，不若姑令和亲。噫！尺蠖之屈，将以求伸。鸷鸟之击，卑飞敛翼。凡天下之物，惟其有所抑也，而后有所逞也。
古有常言：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此固各主一见，以为去就之计，实人情之通患也。且今日之事，中外之臣初皆以为进取矣。自郭倪不得涟、泗，李汝翼、田俊迈、郭倬不得符离，李爽不得二蔡，皇甫不得唐、邓，而后进取之说始不入于庙堂大臣之耳，次皆以为退守矣。自魏友谅不守神马坡，陈孝庆不守南巢，林管不守复沙，郭亻巽不守胥浦桥，夏兴祖、商荣不守喻口、淮口，而退守之说始不惬于庙堂大臣之心。至进战、退守之策两皆不得，而庙堂一意于和议也。中外之士咸曰：祖宗之大仇未报，中原之块土未复；胡运已衰，虏势尤弱。与其供输币帛以益其粮馈，孰若效死于一战？殊不知驱吾之赤子以就锋镝，与夫通金帛以息民者，其失为孰多？耗天下之财馈，以资遗黎涂炭之苦，其与夫卑辞下礼、暂屈一时之重，以免天下元元之愁叹者，其得为孰多？此和议之讲，实今日之先务也。
今之窃议者不过曰：罢招军之令，则挫天下豪杰之心；结宣招之局，则失天下将帅之望。殊不知将不去边，兵不撤备，外虽住招，而内反有以全吾军息肩弛担之心，豪杰之心实未尝挫；急于自固，缓于求胜，外虽罢局，而内反有以全吾军养锐待敌之策，将帅之望实未尝失。和议何损于豪杰、将帅邪？又不过曰：昔柳浑谓夷狄人面兽心，易以兵制，难以信结，后果有变；韦伦言吐蕃狼子野心，难事信约，宜谨边备，后果有为所误。殊不知匈奴之叛，在于汉人恃和无备之时；吐蕃之渝盟，在于唐人恃和罢兵之日。备之既去，则变之所必生；兵之既罢，则误之所必至。和奚罪邪？又不过曰：靖康之变始于二三大臣专主和议，而不任兵革，以故虏道无厌，百求皆副，至于穷极，而北狩之祸终于不免。殊不知靖康之变，事出权臣，国无良将，忠义之气不伸，守御之备不设。兵则恐其伤于和而不敢言，谋则狃其主于和而不敢发。京师之兵有名而无实，勤王之兵久发而不至。此其为祸，和奚罪邪？
臣尝遍观古今中国之所以待夷狄者矣：兵争之失在于士大夫逞忿恃兵，而讳言和议；和议之失在于士大夫惩已往之咎，而耻言用兵。故征伐者不至于困弊之极，则不复言和议；和议者不至于罢兵撤备为敌所误，则不复言征伐。二者胥失也。人皆知唐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亲。帝问计，德彝曰：“彼有轻中国之心，谓我不能战。若乘其急击之势，必胜。胜而后和，威德两全矣。”暗者于此，遂以为德彝之论先战后和，足以使终帝之世无突厥患；今日之未胜而和，非威德之不相济欤？臣窃以为不然。考帝之于突厥，小大之战不过数遇，南北之兵不过数万。唐据堂堂中国之全胜；突厥虽曰盛强，不过夷之中一偏虏耳。德彝之论，所谓以大制小。而今日之事，所谓以小制大也。威德两全之策倒施于今，岂不反速夫败亡之祸邪？
今中外之臣、草茅之士，徒知痛二陵不反之冤，洗三朝未雪之耻。见币帛之输，莫不含秽忍忿，思与之不共戴天；见词命之遣，莫不泣血铭心，思与之不并生于斯世。此三尺童子之所通知，而愚夫愚妇之所共晓者也。吁！边民失其故业，内地苦于征徭；版曹内虚，总司外耗；将帅无谋，士卒悖命；军储无蓄，国用不充。当是之时，利于兵争邪，抑利于和议邪？夫万金之囊，穷博于终夜之力，所存无几。取其未尽之资卷而怀之，以俟夫他日再举。周旋于胜负未分之地，犹愈于索手于一决。弈黑白于一枰之交，智者知其未必胜，宁负已输之名，而掩其终不可救之迹，犹为存体。今日之势，大耻之未雪，未足以为国家之重轻。再战而不利，三战而不捷，则天下乘其弊而起，在国家何以为自存之策？故陵之未反，块土之未复，未足以系今日之安危。生灵之涂炭，将士之死伤，边民之饿莩，父兄死于疆场，复驱其子弟于败衄之场，安危之机实在此一决耳。古人非不知子女之不可遣，玉帛之不可遗，土地之不可割也。汤事葛，文王事昆夷，君子以为仁；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君子以为智。然则今日之和，非真怯也，全吾仁以待他日可乘之机耳；非真畏也，养吾智以俟异时可投之隙耳。今行人屡遣词说、屡通币帛之好已成，谕成之使已至，可谓国家之大福，生灵之大幸矣。臣愚犹虑虏庭或有邀求，而庙堂大臣不俞其请；虏使或肆傲慢，而庙堂大臣不加之礼。使前日屈尊忍辱之举，败于九仞一篑之微。师徒无备，边野不实，其利害尤甚于兵争之日。岂不大有可畏！欲望圣慈，上体三代之君所以待夷狄之心，下效汉唐之君所以事夷狄之意，忍一时之辱，图万世之利。毋惑于草莱书生之谈，毋动摇于武夫将士之论，期与斯民同归于安靖和平之域，以寿吾国家千万斯年之脉。实天下幸甚。虽然，和议之献已详于前矣。臣尝闻之，和未成而张兵，则必有以启敌人之疑心；和已成而废兵，则他日之祸盖有甚于未和之先者。故越人卧薪尝胆之举，柳浑后变之论，韦伦后误之策，德彝之计，靖康之鉴，如前所论，未易枚举。倘果以为和可恃而废兵，则将见奋臂一呼，带甲百万，招旌一挥，下城数十，堂堂之中国为无人之境矣。岂不畏哉！岂不畏哉！故臣专以战守之策著于后篇，愿陛下毋以为书生之常谈而忽之。此臣所谓今日之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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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议是一个国家的国策选择之一，华岳对于和议是取倾向性态度的，这一点是无可厚非。开禧北伐的惨败似乎成为了华岳上疏的一个利好因素。
但是，从很多方面而言，和议事实上并非是好事，开禧北伐的惨败固然是韩胄咎由自取，只不过更多地确实有客观因素所影响。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金章宗时期是金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是在金世宗时期的治理以及金章宗时期的守成下，金国的国力对于南宋而言是更为强盛的。
而韩胄虽然得到朝野大部分人员的支持，但是无奈南宋事实上积弱已久，即使是在之前采石矶之战大败金军，但是这个更多是金国事实上已经处于内乱的情况下出现的军事颓势。
对于金国而言，南宋军能打的没几个。在开禧北伐当中，除了毕再遇麾下的宋军之外，其他均被击败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