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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望过去，洪堡大学物理系的办公楼四平八稳，颇像一个在森林中沉吟独步的学者，气宇轩昂却持重冷静。
大楼内的走道、电梯、办公室都很朴实，有的甚至非常陈旧。这一切让人联想起那些数学公式，在非常繁复的计算之后变得既简单又明了。
章程的办公室在二楼。
没有咖啡，更没有饮料，只有几张书桌、一排书架以及散乱的草稿纸。
《柏林报》记者亨克的消息很灵通，章程第一天上班就匆匆赶到这里，试图等他下课后来一个独家专访。
“不要问物理学家干什么，有什么目的，这样的问题非常愚蠢。”
对于他们这些无孔不入的记者，阿绍姆教授极为反感，听扬-约瑟夫一说，便走过来一脸不耐烦地想打发他走。
脸皮不厚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记者，亨克早司空见惯，抱着相机坐在办公桌前饶有兴趣地问：“教授，那您认为怎么问才不愚蠢？”
阿绍姆教授彻底服了，只能面无表情地敷衍道：“有时候，物理学家要做的是将事物推到极限，冷，更冷；热，更热；快，更快；慢，更慢。只有在极端的情形下，物质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或者可以帮助我们证实一些理论，或者推翻一些理论，或者重建一些理论。”
有点哲学的意味，亨克似懂非懂的点点头。正准备再问点有关于章程的事，章程突然夹教案笑容满面的走了进来。
“《柏林报》记者亨克，章先生，我们在蒙特卡洛见过，当然，您不一定记得我。”
前天自己家那口子刚给眼前这位老朋友出了道难题，今天又碰上这事，阿绍姆教授非常内疚，一脸歉意地解释道：“章，真抱歉，对于亨克先生的来访，系里事先一无所知。”
“没关系。”
章程笑了笑，伸出右手道：“亨克先生，认识您很荣幸，不过今天真不是时候，因为十分钟后我要去见一位朋友。”
两德统一前他来前东德科学院交流，两德统一后又第一个投资东德。之后两年里，不断扩大在东德的投资，NB电气（德国）有限公司俨然成为东德企业的代表。
谁也不看好的莱比锡机场，居然被他经营得红红火火，现在不仅是全欧最大的飞行培训公司，还是全欧最大的客机改装和报废基地，与莱比锡县共同投资的特别贸易区，更是成为东德最大的出口加工基地。
提供就业，发展经济，堪称东德人公认的朋友。
然而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过程中，他竟一点不顾朋友的感受，公然给BJ摇旗呐喊，并且干净利落地帮BJ赢得了举办权。
银河号事件、BJ申奥成功、NB实验室两位化学家同时获得诺贝尔奖、涉嫌利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资助为NB电气搞研发……各种正面和负面报道接踵而至，可以说他是柏林这段时间最受争议的人。
“十分钟就十分钟！”
亨克岂能错过这个机会，一边手忙脚乱地掏出录音笔，一边指着墙角边的一叠报纸问：“章先生，相信您一定留意过柏林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媒体关于您和柏林NB实验室的报道，对于那些指责，尤其您的政治立场，你作何评论。”
考虑到协助BJ申奥对公司运营有可能带来的影响，BNB新闻网两个月前还特别委托全球舆论调查公司和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国际政策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联合调查。
被调查的22个国家覆盖五大洲，分别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俄罗斯、澳大利亚、南非、土耳其、黎巴嫩、印度、菲律宾、印尼、日本、韩国。
通过面访和电话访问的形式，访问了22953个典型样本，在各国调查的抽样误差从2至4不等。
调查结果显示22个国家中，有18个国家的民众对中国持正面看法。48的民众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正面的，30的人持负面看法。其中，对中国看法最积极的是黎巴嫩，约有74的人认为中国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只有9的人认为中国的影响是消极的。
对中国看法最消极的国家就是德国，在全世界最不喜欢中国人的国家中，德国和土耳其并列第一，然后才是日本和美国。
很多中国人比较欣赏德国人，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德国人却不喜欢中国人。这个令人沮丧的调查结果没有公布，也没有向BJ方面通报，仅供公司高管们作为决策时的参考。
从另一角度上看，柏林NB实验室所遇到的麻烦，很大程度上与大环境有关，而那些居心叵测的西德公司只是点了一把火。
章程改变不了德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但完全可以想方设法改变他们对NB电气和NB实验室的看法。
他放下教案，一脸严肃地说：“亨克先生，我的确留意到德国一些媒体对柏林NB实验室有很多质疑，那些质疑甚至指责让我非常惊讶，因为这些报道既不客观也不公正，简直违背了最起码的新闻道德。”
“您具有指哪方面？”
“比如在研发经费的使用上，柏林NB实验室远比德国的其它公益性研究机构透明，每一笔经费花在哪里都能查询到，乃至具体到一支笔、一个纸杯。同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资助，仅占实验室经费的12.6，如果算上惠及德国所有大学研究生的NB创业基金，所占比例会更少。而实验室在前瞻性和公益性研究上的投入，占总经费的25，由此可见，那些质疑和指责有多么荒谬？”
章程接过扬-约瑟夫递来的水喝了一小口，接着说道：“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报道竟然把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混为一谈，要知道在国际奥委会委员投票前，连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都再三重申，不要把人Q和政治因素作为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合适承办奥运会的标准。
而我之所以支持BJ，支持中国，在申奥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说过无数遍，中国是全世界最大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需要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亚运动同样需要中国。同时，我是一个华人，就像几年前东德人和西德人都希望两德能够统一一样，希望奥林匹克能进入中国。”
回答得无可挑剔，亨克婉拒了扬-约瑟夫递来的水，举着录音笔又问道：“章先生，您很早便来了柏林，在柏林有很多投资，资助成立了柏林NB实验室，在柏林有很多很多朋友，在作出担任BJ申奥形象大使，全力协助BJ申奥前，您有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感受？”
“当然有，但知道他们会理解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这个问题简直是胡搅蛮缠，阿绍姆教授忍不住接口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作为朋友更要尊重相互之间的决定。况且章先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公众人物。”
章程可没时间陪他再扯，接过扬-约瑟夫递来的风衣笑道：“亨克先生，十分钟到了，有机会再聊。”
记者有关于采访时间的承诺永远不能当真，还有一大堆问题没问的亨克边小跑着跟了上去，边死缠烂打地问：“章先生，我送送您，我们边走边聊。”
“聊点建设性的好不好，至于您刚才关心的那些问题，实验室主任克林斯曼博士会在近期举行记者会加以澄清。”
“好的，我们说点别的。”
亨克先跑到他前面拍了张照，旋即问道：“章先生，比较德国和香港的教育，您认为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
这个问题章程很乐意回答，循循善诱地说：“香港的教育体制非常开放，比方我们实验室的一些教授，在实验室做了好几年之后，香港大学仍然可以聘请他。这在德国是不可能的，德国的教授如果离开学校一年之上，就不可能再回到学校，相比之下，香港的教育制度和人才交流比较灵活。
还有，香港大学的学费比较贵，大概也因为这个原因，教授对学生的态度都非常好，学生随时都可以到教授的办公室去。而在德国，学生很难见得到教授，这是我第三次来洪堡大学，我注意到很多大一新生，几乎没有可能在上课之外的时间看到教授。不过话又说回来，德国的大学是免费的，这对一些贫寒而有才能的学生比较公平。”
章程侃侃而谈，语调平淡、一副实话实说的模样。
他显然没有吃午饭，走到楼梯时竟然从助理手上接过一个极其简单的三明治，两片黑面包，一片熏肉，几片生菜，吃得津津有味。穿着也很朴素，里面一件简单的夹克，外面一件黑色的风衣。
亨克不禁笑问道：“章先生，据我所知，您把所有个人资产全部捐赠给了‘NB科学与教育基金会’，这会影响您的生活吗，比如钱够不够花？”
章程一愣，随即哈哈大笑道：“应该够了，我在实验室有薪水，在基金会有慈善年金，作为客座教授，洪堡大学每月还会给我3600马克。而我每天在实验室或大学工作十几个小时，到哪里去花钱？”
替他和阿绍姆教授合影之后，亨克又提出要与他合一个影，章程稍稍犹豫一下便同意了。
这让亨克很意外，因为他清楚地明白，对身边这位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年轻人而言，他其实是个来路不明、素不相识的人。完全可以拒绝却没有拒绝，大概是不愿意扫他的兴。于是决定在报道里加上一句，他不但是一个很本分、很本色的人，也是一个很有风度、很善解人意的人。
打发走难缠的记者，钻进轿车，章程便回头笑问道：“约瑟夫，鲜花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在后备箱。”
“客人呢？”
“也到了，弗朗索瓦总裁正陪他在教堂等您。”
与此同时，上午十点才赶到柏林的东门子总裁冯必伦和高级主管艾伯特，正乘一辆黑色奔驰往柏林西郊的威廉纪念教堂赶。
会面地点太诡异了，据冯必伦所知，那里就是一片墓地。
看着车窗外越来越冷清的街道，他微皱起眉头问道：“艾伯特，怎么选那个地方，难道他要参加什么人葬礼？”
两大公司真正的掌门人非正式会面，无论把会面地点定在NB电气欧洲公司总部，还是定在东门子柏林分公司都不合适。
考虑到章程身份特殊，冯必伦得到安格拉部长的回复后，立即请东门子教育集团的东门子柏林科技学院向章程发出邀请。然而章程竟然婉拒了这一邀请，而是提出在威廉纪念教堂见面。
艾伯特轻叹了一口气，倍感无奈地苦笑道：“总裁先生，我向墓地管理处咨询过，今天没有葬礼。可能是他的确很忙，只能利用去祭奠朋友的机会跟您见面。”
真是莫名其妙，要不是有求于人，冯必伦才不会去那个鬼地方。
赶到纪念教堂已是下午一点，只见NB电气欧洲公司总裁正陪着那个神奇的东方人和一个白人站在一块看上去有些年头的墓碑前。
墓碑前放在两束鲜花，那个白人显得有些激动，扶着墓碑不知道在跟他说什么，而他则听得聚精会神，时不时的还点点头。
“扬-约瑟夫，章先生的助理，二位请随我来。”
“谢谢，”艾伯特放缓脚步，刻意让老板走在前面，便低声问道：“约瑟夫先生，章先生祭奠的是谁？”
直到昨天下午，扬-约瑟夫才知道这里葬着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低声介绍道：“约翰-拉贝，1931至1938年曾担任贵公司驻中国NJ的代表，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由于种种原因，拉贝先生的事迹不仅绝大数中国人不知道，连绝大数德国人都一无所知。冯必伦同样如此，历史上那么多雇员，谁知道拉贝是谁？
更何况对东门子公司而言，那是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
不仅曾秘密资助过纳粹党，希特勒上台后，特别是战争期间，东门子的规模甚至迅速扩大，兴建起更多工厂，并参与了德国经济的“纳粹化”。
从1938年起，东门子就在公司内部实施种族政策，将犹太工人同德国工人隔离开来。之后，由于战争爆发，劳动力匮乏使东门子领导层颇为头疼，于是竟把目光投向了集中营。
到20世纪40年代，东门子逐渐在一些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及周边地区建造工厂。不少集中营工人上午为东门子生产电气设备，下午就在公司建造的毒气室里被毒死。据不完全统计，到1944年，东门子的20多万雇员中，超过15万是集中营在押犯人。
而高级管理层则在多种场合称赞纳粹主义，董事会副主席弗里德里希-卢尚更是铁杆纳粹分子，1945年希特勒自杀后，也跟着自杀了。
终于见到了总把“投资中国有风险，不投资中国风险更大”挂在嘴边的人，章程主动伸出右手，没有进行自我介绍，而是凝重地说道：“墓碑下的约翰-拉贝先生，在1937年日军NJ大屠杀期间，与十多位外国友人一起，在中国NJ建立了BJ战时安全区，保护了约25万中国平民。
1938年返德后，拉贝先生在柏林多次揭露日军在NJ的暴行，还写信给当时的德国元首希特勒，希望德国政府出面向日本施压，为此他一度遭到盖世太保的逮捕。二战结束后，拉贝先生又因他的纳粹党员身份遭到不公正待遇。”
总裁先生，他是贵公司的雇员，作为东门子总裁，我想您一定会为他的人道主义善举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这……这……这太突然了，我……我……我对此……”
“是的，很像您一样的德国人对约翰-拉贝先生并不熟悉，但中国人没有忘记他，昨天NB电气高级副总裁丹尼尔先生刚与中国江南省政府就此事沟通过，江南省和NJ市政府官员相继表示要来柏林缅怀拉贝先生，要修缮拉贝先生在NJ的故居，并修建约翰-拉贝纪念馆。”
章程松开他的手，侧身介绍道：“这位是约翰-拉贝先生的孙子，托马斯-拉贝教授，我们前段时间刚与教授取得联系，他也是今天上午刚从海德堡大学赶来的。”
一天之内，见到两位平时只能在电视上见到的大人物。
更重要的是，在沉浸了几十年后，中国人还记得祖父，记得他为中国人做过的事，托马斯-拉贝激动不已，紧握着冯必伦总裁的手道：“我祖父经常说，他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他的儿孙辈很多都在中国出生。基于这种情感，他应该对那些在中国与他打了多年交道，并成为朋友的人负责。
他还说，在中国的日子里，包括在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对他一直都很好。也许就是这么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别人负责的态度，促成了他的举动。不过，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还有17位其他外籍友好人士和他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还回国后中国人民一直没忘记他，尤其战争结束后那段困难的日子，他得到了NJ市民的捐助及当时中国国民政府金钱和粮食的接济。直到1950年，因中风不幸去世。”
冯必伦岂能不知道这是章程表达善意的一种方式，甚至可以说是送给他的一份厚礼。因为约翰-拉贝的事迹一旦广为人知，不仅能够让东门子的那段黑色历史多那么一丝光彩，而且可以借此获得中国人对东门子的好感，对东门子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大有帮助。
“教授，真……真……真抱歉，我竟然连鲜花都没准备。”
“不不不，您能来已经非常难得了。”
托马斯-拉贝打开公文包，小心翼翼地从包里取出一本日记，凝重地说道：“在NJ大屠杀期间，我祖父经常奔走各地，试图阻止日军施暴。他每天将日军暴行写成详细报告，以此向日本大使馆交涉并提出抗议。
这是他当时写的日记，详尽记录了日军攻陷NJ后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犯下的暴行。章先生和我都认为这本日记将成为日军罪行的有力的、不容辩驳的证据。”
看来是假不了，冯必伦重重点了下，欲言又止地问：“教授，那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总裁先生，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只是想向您证明那段历史。至于我祖父的事，我会写一本书。”
章程回头看了一眼墓碑，一脸诚恳真挚地说：“教授，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成为第一个读者。此外，我还想由我的基金会投资拍一部电影，让更多人知道约翰-拉贝先生的善举。”RS